专访法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名誉教授Giancarlo Elia Valori
问题1: 今年是中欧建交50周年—您如何评价这一关系的演变，以及您认为其中最重大的里程碑是什么？
G.E. Valori: 确实，中国与欧盟的正式关系已持续50年，而中国与意大利半岛的交往可追溯至数个世纪前。
在此背景下，我首先想提及威尼斯人Marco polo口述其著作《百万富翁》。他在1293年从中国前往西方最后一次旅程中，曾護送蒙古送亲使团穿越整个亚洲前往波斯。如今，中国与意大利在历史和文化上有着如此多的共同点。
问题2：在您看来，意大利在布鲁塞尔与北京之间的对话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是否有空间进行自主且建设性的文化和经济外交？
G.E. Valori: 我认为意大利在布鲁塞尔与北京之间的对话中扮演的角色不如其他欧盟国家重要。我不会说罗马退出“一带一路”倡议与梅洛尼政府任何不确定性或犹豫不决有关，因为意大利政府不过是跨大西洋势力在欧洲的体现之一，旨在实现其地理上的延伸，带有保护国的意味：而这本身就是一种确定性。
那么，当看到作为七国集团成员的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倡议时，又能说什么呢？起初，它希望参与其中，因为它认为自己在独立行动，但随后它改变了主意，被更强大的力量所左右。
此外，依我之见，任何违背白宫命令的决策都存在实际恐惧，正如过去悲剧性地发生过的那样。与此同时，受损的仍是那些原本从“一带一路”倡议中获益并希望继续这种互利关系的意大利企业家；实际上，整个意大利都蒙受损失。
然而，不应忘记，罗马商会与国际研究与地缘政治基金会于2024年4月9日和10月24日举办的研讨会中，中意科技合作已克服了部分反对意中关系发展的势力带来的负面干扰。
然而，随着双方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推进，两国在生态保护技术等领域仍存在巨大合作潜力，意大利将继续在促进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科技合作中发挥作用。
问题3：您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大规模现代化进程。您如何评价科学技术创新在中国整体战略中的作用，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与中国合作的领域？
G.E. Valori: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绝非近期话题，因为早在近半个世纪前的1978年，邓小平就正式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改革方案：1. 农业，2. 科学技术，3. 工业，4. 国防。
中国的吸引力在于其发展模式不强加于人，而是避免并认为无需重复那些自诩掌握真理、却侵犯他人政治和科学自由的人所犯的错误。
1919年5月4日，中国各地爆发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其中包括中小企业主和工人。组织者借鉴了1915年在北京大学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该运动强调科学与民主的重要性。根据中国史学，正是五四运动标志着当代历史的开始。
在当前的改革时期，社会生产力正在释放和发展，以在国家建设中取得重大进展，并为快速发展提供充满新活力的制度保障和物质条件，包括科学发展。
问题4: 中国在软实力和与欧洲国家的对话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包括学术、文化和媒体领域。您认为，克服相互偏见、加强文明间真正理解的关键是什么？
G.E. Valori: 在欧洲，在西方国家，甚至在“扩大”的 （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由于优越感和自负，肯定不愿意进行任何不符合“我说话，你只听，因为我是自由真理的守护者”模式的对话。然而，中国发出的对话呼吁，却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响应。
因此，中国对曾经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原则和目标，主要基于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义、政治平等和对等经济合作。这些原则基于对所有这些国家利益的尊重，其中每一部分都从合作中受益。
在向外国提供援助和开展平等合作时，中国始终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加任何条件，并追求互利共赢的结果。中国的援助为相关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切实利益，并获得了他们的赞誉和认可。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在这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
因此，克服相互偏见、加强南北文明之间真正理解的关键，仅在于西方各国 认识到摆脱某些在二战结束后强加的服从模式和生产体系，这些体系如今已反噬自身，表现为众所周知的关税措施。
问题5： 展望未来，您认为哪些领域对中欧关系的新阶段具有战略意义？您认为哪些共同挑战将需要中欧双方加强合作？
G.E. Valori: 关于挑战的问题非常简单，但答案可能并不政治正确，甚至令人不适，因此对自由民主的“父辈”和“母辈”来说，这将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答案。和平与稳定绝非欧洲所确保：白宫和克里姆林宫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代理战争将第二次世界大战（1914-1945）出口到比利时、法国、英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前殖民帝国，从而在欧洲大陆上实现了这一点。然后，1990-1999年的巴尔干战争和屠杀；1992年和2008年的奥塞梯战争；1994-96年和1999年的车臣战争；北爱尔兰的宗教武装冲突和西班牙的内战； 北塞浦路斯和塞浦路斯之间的“朝鲜式”分裂（后者得到联合国承认）；欧洲被一分为二，西欧处于第一世界之巅，东欧则难以避免被称为第三世界；前苏联时代过时且持续处于黄色警报状态的核电站问题； 这些问题是亚洲和非洲的问题，而不是欧洲的问题？
战争工业的需求在三十年战争（1618-48）结束三个世纪后意识到，在家中自相残杀是愚蠢的自杀行为，而将冲突转移到国外，将利润带给“西方人”的一部分是明智之举。乌克兰战争本身对“西方国家”有利，使他们能够出售武器，甚至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开始讨论战后重建的投资。
基于这些前提，一个软弱、停滞、无力的欧洲与一个希望人类共享繁荣未来的中国之间，在和平、卫生安全和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等议题上，能否有什么更紧密的合作？
Giancarlo Elia Valori ——法国科学院荣誉院士，北京大学名誉教授。